甘玲松手,和我保持一拳距离,梁山伯和祝英台中间隔着一碗水,我们之间裂开天堑,我伸过手去捏甘玲的手指,女娲忽然补天填海,甘玲说:“你考虑一下。”
像个郑重的面试,我忽然成了面试官,面前摊着甘玲的简历,简历上写我和这女人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写着我对她万般迷恋痴缠,心底借口众多,还需冷静思考方可留用。
在留用之前,我姜小茴居心叵测,隐瞒郑成刚的消息,像是把甘玲从什么地方偷来似的,心中有些做贼的自觉,被甘玲拥着恬不知耻地睡觉,尚且有点儿良知地夜有所梦。梦见我回到李子幼儿园授课,小朋友一排一排,郑宁宁惯常沉默,忽然举起手来,质问我为什么抢走她的妈妈。
再一转,楼下我被围观着,简直犹如赤身裸体,像是那个温老师一样被人簇拥,邻居用眼神逼问我的用心,我不断地跺脚,对着郑成刚父女两个反复强词夺理,她不是你的妻子,她不是你的母亲,众人齐心协力地反驳我忽视事实,是个不知耻的第三者,人群中,教会的长老猛地站出来,指着我高声宣读律令,责备我:“你悔改吧!”
才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我做贼心虚,甘玲睡着了。
我起来玩手机,把短短的头发往后捋,仿佛我戴了一顶粘得过牢的假发,此时正在竭尽所能地抹下去。我搓来搓去,在客厅踱步,心事重重地把所有事情都堆在一起想,像收拾积累了二十七年的旧衣服一样无从下手。
我看过网飞的一部真人秀,一个叫麻理惠的日本女人通过收纳与整理的秘诀功成名就,她被邀请到饱受物品繁多空间杂乱烦扰的家庭帮忙整理,委托者的家庭堆积了如山高的衣服,麻理惠要她们把衣服统统拿出来看看数量,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就撇弃。
我没办法把事情撇弃,只能去挑选出喜欢做的事情。
我会炸春卷。
能县和芃县都在中国比较靠北的地方,炸春卷并不算是我们习惯的饭食,所以我会做春卷的这件事显得我心灵手巧,我一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特长,什么事貌似都会一点,但什么事也做得不够好,用了一点剩余的咖喱牛肉包进春卷里,等甘玲起来之后放进空气炸锅里,又去做紫菜蛋花汤。
沙发上,我和甘玲仍旧各坐一个角落,沉默地吃完饭,甘玲起来洗碗,我去洗漱。
好像过了个无事发生的夜晚,我和甘玲的相处模式没有变。
唯一要说变了的,或许只是甘玲走之前又特意走到卫生间门口和我打了招呼。
“走了。”她这么说,我扶着洗手池往外吐泡沫,目送甘玲打完招呼开门出去。
我二十七岁,平生最了不起的事情是曾经站在三百人面前带他们和我一起唱圣诗,口齿清晰,坚定地相信着世界上有神。后来所有事情都无法确定,所有掷地有声的观点都变得模糊,我重新学习思考和说话,变得和我之前不大相同——是内心世界决定了我能开口说出怎样的话,我的世界正在重构,我主动选择了诅咒。
和甘玲之间的牵扯像是无法割舍的物品,我短暂地把它端起来放到僻静处,等闲暇时回头再来处理。
然后我继续工作。
烤鱼店藏污纳垢,或者因为我之前一直忍气吞声于是口耳相传不断吸引流氓前来我们店在我屁股上观光打卡,我忽然从那种混沌中醒过来,把收拾好的擤过鼻涕的餐巾纸扔到了那个流氓的头上。
“给我道歉,再摸我就把你的猪蹄剁了!”我这么骂,对方居然也没有急,也没有生气,我预想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我变成新闻中的被害女子,但结果只是摸我的人和他的同伴一齐哈哈大笑,仿佛我的愤怒是一种娇嗔,归于“嬉笑怒骂”的范畴里。
我生气地拍着桌子;“笑什么笑,你给我道歉!”
他和他的朋友们笑得更加大声了,仿佛他们摸我就是为了看我生气似的。
如果他们站起来要扇我一巴掌我反而没有太大的愤怒,但是他们大笑,让我感到羞辱,可我找不出合适的用词,编排不出具体的话语来驳斥,在我还在思考时,就被几个同事拽走,避免我惹是生非。
下午休息时,我靠在桌子上,老板给我们几个开会,说起今天中午的事情。
“最重要的还是注意自己安全,你没看新闻吗,唐山那几个还有后续?别惹到人家,吃点亏就吃点亏,要是真起来讨个说法,别的不说,他又高又壮,拿起凳子抡你一下你都受不了,更别说其他,这口气不是你能争的,我不是怕惹事,我也是担心你们的安全。”
老板掰着手指头痛陈要害,看似对我教导,实则警告所有员工,我二十七岁未婚未育,怎么想都是个软柿子。软柿子后腰硌着桌沿,曲起腿听了一半,脑海中计算着存款的数额和家里的情况,越想越酝酿出一股恶气,过了会儿,他说完了,拍拍手说请我们吃雪糕,让我们都散会。
我解下腰间的围裙和胸前的工牌扔在桌子上,倒着放在桌上的椅子像个摔倒的小孩,我推了一下椅背往里靠了靠,平静地去拿走手机揣进兜里,摆摆手。
老板说你去哪儿?
我说我回家去了。
没有五险一金的关系薄弱得仅隔一扇小门,我推门出去之后就断了这份联系,把群一退,短暂的打工生涯结束,我又成了无业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