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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上（第9页）

南北对峙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苏轼论彭城地位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准备。在这次北伐失败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坚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中，宋明帝缮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积极经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经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注：《魏书》卷五十尉元传]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家yu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齐纪一]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收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收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唐代藩镇割据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唐德宗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邳州（今邳县）可谓对徐州地位的一种补充。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要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淮安俱为淮北与淮南的重要衔接点。南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刘裕北伐南燕，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县）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yu“留镇下邳，经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jg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经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注：《魏书》卷五十尉元传]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收复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可复问。陈趁北方内乱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五代初，淮南割据，抗衡中原，邳、徐一带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后周则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这是东南地区江淮防御体系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守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守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守护淮北。

这几个层次基本上显示出了南北双方随着势力消长而表现出的攻守形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消极防守；南北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

三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问题

从东晋南朝到南宋，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举行过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谢万北伐（359年）、谢玄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萧衍北伐（505年）、吴明彻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张浚北伐（1136年）、岳飞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4年）等等。从这些频繁发起的北伐中，可以折shè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对于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而言，北伐总是一面旗帜，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会的旗帜。

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乔迁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收复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帜。

东晋、南宋南迁之初，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中原板荡，百姓流离，人无定志。南迁的政权要收拾局面，稳定人心，凭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这么一个身份。但他们又都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东晋、南宋南迁之前，西晋、北宋政权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覆灭。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南宋的建立者赵构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这就是说，南迁到东南的政权并不是中原政权的原班迁移。这样，新建立的政权要出来整合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对于自己的政权作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强调。

这时，北伐中原、收复旧疆便可以作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对于维系人心、整合内部意义重大。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

的确，北伐中原，驱逐胡人，收复旧疆，重返故土，对于振奋社会人心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项jg神资源。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注：《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之语，何等感励人心！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历史上，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发起的北伐虽多，真正彻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型。王、庾、桓、谢等大族先后执掌朝政，几个主要的大族相互牵制，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维持。这种局面妨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给予实质xg的支持。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晋廷即派戴渊前往节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晋纪十三]不久病死，北伐事业前功尽弃。褚裒北伐，“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当时各方的意图及彼此矛盾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示褚裒北伐并没得到江东社会的广泛支持。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而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靡而已。”[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本应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刘裕北伐时，至少算是事权归一，受到的牵制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树立个人威望的意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晋。刘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个仍以乔迁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以一个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必须取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这是刘裕造宋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所以，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勋，以便为改朝换代作准备。这对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很大影响。

刘裕北伐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尽管他平定了桓玄、卢循、谯纵，消灭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虽然控制了军政大权，但社会基础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刚刚击灭后秦、北伐功业如ri中天之时，听到他的重要谋士、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死后，感到“根本无托”，遂从长安仓促东归，致使关中旋得旋失，没于赫连夏。在他死后，北魏趁丧南侵，河南又没于北魏。而这点又影响了以后整个元嘉年间的南北关系。

本来，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南方实力最强、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时期，刘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可获得进一步巩固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七年]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的立场[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xg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xg，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的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xg。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时桓温北伐收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軫之ri，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桓）温今此举，诚yu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yu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纪二十三]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xg。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xg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的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本来，当乔迁政权在江南根基已固，内部经营初具规模以后，是可以作进一步的进取的；但对乔迁东南的政权而言，北伐大多只是停留在第一层意义上，仅仅只是作为一面旗帜，一个招牌，因而少有比较彻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较成功的北伐。

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乔迁政权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朱元璋虽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基础并无上述乔迁政权的种种特xg，并不需要拿北伐作为安定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驱逐鞑靼，恢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也正因为彻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