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九州尘外物,天风吹送数声钟!
巨石既移,虚云在鸡足山也就立住了脚。此后,他又经行万里,为重修钵盂庵募集经费。他走腾冲,经畹町到缅甸之仰光,又渡海至槟榔屿,再至台湾、日本,又由大坂乘船到上海。这一路行来,已是一年有余,其间募得银两,陆续汇寄到鸡足山,由留在山中的戒尘督修钵盂庵。等到虚云到上海时,新修的钵盂庵已经落成,并由虚云更名为迎祥寺。新寺气势恢宏,成为山中最为壮丽的禅刹。此时,虽是光绪皇帝当朝,却是慈禧太后权倾朝野之时,而虚云的大名,也是轰动京师。肃亲王善耆以及庚子之乱时随銮的一帮王公大臣,都联请虚云晋京护法说戒。虚云到北京住了几个月,又由肃亲王发起,总管内务大臣将请颁《藏经》给鸡足山的一纸奏折呈给了光绪皇帝。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六日,皇帝准奏:云南鸡足山钵盂峰迎祥寺加赠护国祝圣禅寺,钦赐《龙藏》,銮驾全副。封赐住持虚云,佛慈洪法大师之号。
这就是钵盂庵变成祝圣寺的由来。
现在,我站在祝圣寺的山门前,内心中有一股隐隐的激动。去年的深秋,在苍茫的暮色中,我曾造访虚云佛国之旅的最后一站――江西省云居山的真如禅寺。在那座天然城堡一般的名刹道场里,我听到吉祥的晚钟,荡漾在猩红的枫林和宁静的炊烟里。一年后我又站在这西南边陲的鸡足山中,再次体会布满大地的佛陀慈悲的光芒。斯时,朝霞满天,红红的枫叶,白白的芦苇,郁绿的松林和深褐色的岩石,都因这亮丽的霞光变得晶莹而又温柔。虚云一生,重修了很多寺庙,最著名的当数禅宗六祖慧能的祖庭曹溪南华寺、禅宗大师文偃之祖庭乳源云门寺、昆明西山的华庭寺以及这鸡足山中的祝圣寺。据《楞严经》记载,自释迦牟尼出世之日起,第一个一千年为正法时代,第二个一千年为像法时代,兹后的一万年为末法时代。虚云生于1840年,卒于1959年,享年120岁。他谢世之日,值佛历2986年,佛教的像法时代只剩下14年了。从1973年,佛教开始进入了一万年的末法时代。考其典籍,中国佛教像法时代的第一位禅宗大师应是云门文偃,最后一位禅宗大师则非虚云莫属了。从云门文偃到虚云,中国禅宗盛极而衰,一衰再衰。到虚云住世之时,禅宗不仅为世人所不识,就连寺庙中的僧侣,亦吃不下一杯赵州茶,半个云门饼了。中国佛教的两个最主要的宗派即净土与禅,两宗从一开始就有争论,激烈时甚至无法调和。历史上只有少数的宗师大德能将禅与净土融为一体,创造佛教的中兴之象。毫无疑问,虚云属于这种伟大的佛教人物。禅宗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佛教,虚云一人承接了临济、法眼、曹洞、沩仰、云门等禅宗五派,所谓“一花五叶”,是集禅宗之大成者。同时,他又深得净土的宗风,得到各派僧侣的拥戴。尽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但处于像法时代向末法时代的转型期,个人的移山心力,毕竟无法挽住时代的潮流。这一点,从我踏进祝圣寺的那一刻起,就已深深地感觉到了。
山门与大雄宝殿并不在一条中轴线上,门在殿之右侧。虚云是深谙风水的,如此来建,当有他的道理。大殿正面是一面大照壁,两旁是侧门。左右侧门的门头上,各有一句联语,合起来是:
退后一步想
能有几回来
这副对联明白如话,含意却深。
照壁之外,是深深的峡谷。后退一步,便要置身峡谷之中了。那里有淙淙的溪流,缤纷的野花,茂密的丛林以及通向山外的青石小路。对于严守《百丈清规》的苦修的僧侣,是不肯踏上这青石小路而走向山外的城市。城市是人欲横流的地方。人们沦为物质的奴隶,贪婪地擢取财富和感观的享乐,不惜以牺牲自己本来纯洁的精神为代价。“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愤世嫉俗者和矢志苦修者都有这种感受。当心力交瘁的人们偶尔摆脱尔虞我诈的俗世生活,来到这深山中的寺院,面对肃穆的佛光时,他就会体验到那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这是被束缚的心的解放。他眼前的佛像、香火、法器与袈裟,都闪耀着迷人的光彩。“哎呀,这地方真好,我应该经常到这里参拜!”生出喜悦心的人,往往会这样的感叹。但是,你究竟“能有几回来”呢?一旦你走回到城市,便又像一只,遭受生活之鞭的抽打,身不由己地旋转着,须臾都不能停止。
我想,前来祝圣寺的朝拜者,大部分是不可能明了这幅对联的深刻的寓意。或者说,更多的人无缘见到这幅对联,因为他们迷恋万花筒样的城市,根本不想进入鸡足山来洗涤被污染的心灵。
这就是祝圣寺香客寥寥的原因。
我走进大雄宝殿,香烟袅袅,钟罄横陈,早课的僧人已经散去。被阳光照耀的佛像,依旧那么,并不因为置身在末法时代而显露那怕是一星半点的愁苦。虔诚地礼佛之后,我在大殿里轻轻地徘徊,缅想90年前,虚云重建祝圣寺的种种辛劳。寺外已不见那尊“云移石”了,但虚云为此而吟颂的“俯瞰九州尘外物,天风吹送数声钟”的诗句,依然像一团团火焰,在我的心中燃烧。
这时,一位年纪很老的和尚走过来,我施了一礼,问他:“师傅,你住寺几年了?”
“三年。”
“虚云在这寺院里,还有什么胜迹?”
“什么虚云?”
老和尚这一句反问,使我沉入深深的悲哀,见我迷茫,老和尚又热心解释:“我们庙里,没有哪个叫虚云。”
我本来还想问他很多,比方说他什么时候出家的,为什么出家等等,但看到他身上沾满污垢的袈裟,我什么也没有问,便走出了大雄宝殿。
且让历史的流水,来洗涤现实的迷惘吧。漫步在祝圣寺小小的庭院里,我打开日记本,吟诵起几天前才抄录下来的这首诗:
山中有法筵,暇日且逃禅。
林壑生寒雨,楼台罩紫烟。
清斋孤罄后,半偈一灯前。
千载留空钵,随处是诸天。
这首题为《钵盂庵听经喜雨》的五言律诗,是明代万历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前来朝拜鸡足山,留宿钵盂庵时写下的。
不得志而逃于禅,几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条心照不宣的退路。1552年,李贽在故乡泉州得中举人后,开始了多年的位卑俸微的下层官僚生活,直到1577年被任命为姚安知府,他的生活才算有了转机。李贽被任命为姚安知府前,就已经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崇拜。他是有明一代最具叛逆性格的学者,他追求个性自由而不惜与自己赖以生存的官僚体制交恶。按世俗的观点,他担任姚安知府,应是一生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但他并不留恋这一得之不易的官位,却跑到鸡足山的钵盂庵中听经来了。那时的钵盂庵,还是一座新建的寺庙。李贽在鸡足山中,仅仅留得这一首诗,可见他对钵盂庵的情有独钟。另外也说明,只有钵盂庵的“法筵”隽永有味,讲经的长老能够以一个禅者的思索,来吸引这位当世伟大的思想家的心弦,乃至他发出“千载留空钵”的浩叹。
离开鸡足山后不几年,李贽便毅然卸去姚安知府的官职,跑到湖北的黄安讲学,一年后,他干脆跑到麻城的“芝佛院”削发为僧了。他想把那只闲置千年的空钵,用来盛载他的个性解放的呐喊。
从钵盂庵到祝圣寺,从李贽到虚云,四百多年间,历史的嚣尘一次又一次污染着中国的灵魂。张扬个性自由的李贽和坚持要把“我执”破除净尽的虚云,其人生的追求迥然相异。在历史的星空中,也留下他们绝然不同的回响。但是,鸡足山中的这一座寺院,却使这两位伟大的人物在“佛”的光辉里产生过某种共鸣。如今,站在祝圣寺院中的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共鸣的余波。透过禅的寂静的表面,我看到它的内核中一触即发的鲜活的精神,它是个人的,又是大众的;它是鸡足山的,同时也是中国的。
三金顶寺谈禅
金顶寺建在鸡足山主峰天柱峰之巅,天柱峰海拔3240公尺。从祝圣寺前仰望此峰,巍然耸秀,高标独异,仿佛天地间一尊入静的头陀。
早晨,随行的向导已为我们雇好上山的马匹。从祝圣寺到金顶寺,有十里之遥的泥泞山道。泥桨没踝,几难拔步。因此,山民们便发展了牵马送客登山的业务。十几匹马驮着我们这批城里来的香客,穿行于密密的丛林之中,颠颠摇摇的,开始了我们在鸡足山中的又一次访禅之旅。
顺着泉瀑窜流的峡谷盘恒而上的这一条登山小路,仿佛是一条美伦美奂的画廊。九月的高原的阳光,绝无一点纤尘,因此显得特别的明亮,似乎还略含一点绯色。照在树林里,深深浅浅,重重叠叠,翠色与褐色,金黄与赭红,它们互相变幻,给人以瞬间即逝而又过目不忘的美感。而树林中的那些敷着阳光的岩石,也仿佛涂了一层蜜。让人觉得它们温馨,甚至富有弹性。
在莫斯科的特列契亚科夫画廊,我看到俄罗斯十九世纪的杰出画家希什金的十几幅原作。这位以森林画著称的画家,以他的艺术之笔,捕捉到了森林的灵魂。走在鸡足山的山道上,我仿佛进入了希什金梦幻一般的画境。这里的森林很少能见到年轻的树木。那些松、枫、栗、榉,从其伟岸而又多疖的躯干,可以想象它们古老的程度。我走过的山不算多,但也不少了,一座山上拥有如此众多的古树,于此仅见。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丝丝缕缕的岚雾尚在纵横交蔽的枝柯上缭绕,像是佛寺的袅袅的钟声飘忽至此,挥之不去。偶尔出现的一堵红墙塔院,也让你感到它并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是某种突然凝固的精神形式。这种感受,在我之前的古人也产生过。
明人诗《游鸡足山至拈花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