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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章(第1页)

那天苑成竹临走前给了他一张名片,上面有他在新加坡的电话与地址。他说他还在找金红玫,十五年过去,她成了他心头执念,愈想忘就愈忘不掉。如果司七能有她的消息,劳烦将这名片转交给她,见与不见,都在她一念。

这算不上故人的故人与他告别,司七将钟表店提前打烊。

司七觉得太累了。

这个故事讲了二十余年,像是把自己的生命当成蜡烛在烧。

太累了。

【1957年,香港】

金红玫再也没回来过吗?

回来过的。

苑成竹离开四年后,一个叫胡丰年的珍珠商牵桥搭线,让程先生与金红玫联系上了。程先生给了她司七钟表店的地址,金红玫便坐轮船回来了。

她出现在他店门前时穿着长及脚踝的风衣,带一条金色的厚重围巾,头发盘成发髻,插着一根镶着珍珠的银簪,衬得面色莹润,她并没有老许多。司七以为他们见面时会有许多难以言说的心绪,可当两个人真正面对面地坐下来时,他心中竟然只有一股无可诉说的怅然。

距离他送她离开上海的那一晚,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们不再是穷困潦倒的小戏子和小乞丐了,他们穿着体面的衣裳,一道去了附近的酒楼,点下许多昂贵的菜。司七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往嘴里放,金红玫坐在一侧,帮他夹了一些进碗里。

他眼角忽然渗出了一滴泪。

他从来没有在金红玫面前哭过,不对,他从十三岁那年在庙里捡回一条命,就再也没有哭过。他的眼泪愈流愈多,她沉默地坐在他身边,用指尖替他拂去了眼泪,就像他曾替她擦一样。

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九岁了。

他已经三十九岁了啊!

到底是谁夺走了他们的少年时代,到底是谁啊!

她倒没有哭,她的容貌并没有变很多,可是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处能让他想起以前。他们在酒楼里吃过饭,又回店里说了这些年的经历。她没有和他说欧洲,说的是悉尼的海港大桥,是红土沙漠,是印度洋的潮汐与珍珠。她说自己没有嫁人,她说自己或许不会嫁人了。

“司七,或许一个人向前走也很好,不等别人回头找自己,也很好,”她用手撑住柜台,脸上又出现了十八岁时一样的神情,“你呢?你也向前走了吗?”

他?他向哪里走?他是她的摆渡人,将她送到河对岸,余生也只能坐在船上,反反复复地行驶在他们同行的那条河流。那条河流里有十三岁的寺庙和火车,十六岁的阁楼与苏打水,河面上有常开不败的荷花,花茎扎进河底的淤泥,没有一朵花错过花期。

在香港的日子她住在酒店里,并没有住在他家。他们都长大了,已经不是可以共同宿在地板上的年龄。你听,他一晚上睡不好,颈椎还要咯吱作响呢。

那几天司七关了店门,陪她到处转转。她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要摸一摸,看一看,相处了一阵儿,就又像小时候了。他们买了两本苏打水坐在港口的长椅上,从背影望过去,和一对夫妻也没什么差别。金红玫低着头把苏打水喝完,喝得有些冷了,用围巾裹住身体。

司七看了她一眼,心想,倒是不来找她了。

她已经遇到什么,都不会来找他了。

他一直在等金红玫和他问起苑成竹,等到她要离开香港的前一晚,才终于在钟表店里听她提到这个名字。她那时选了条心仪的手表在手中把玩,司七抬头看了一眼,说:“喜欢就拿走吧。”

“你后来有没有见过苑成竹?”她的声音叠着他的声音响起来。

她的眼神落在手表上,询问的姿态也不甚在意,可指间微抖,钟表的金属表链又被她碰出声音。那一边,司七戴着眼镜在转齿轮,精细螺丝拧了一下,又拧了一下,终于开口说话,说的是:“见过,他和妻子来香港旅游,正巧来我店里买过表。”

她笑了一声,把表放回玻璃柜面。

“好像也没觉得难过,”她说,“那你问他那年为什么不回上海了么?”

“问了,”司七低下头,螺丝再也钉不进槽缝,他看见自己的指间在微微的抖,“他说家里给他许了门当户对的人家……他就听了。”

“啊,”金红玫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

两个人不再说话了。

他深吸了两口气,手终于稳了,也对上了手表背后细小的螺纹。他将后盖盖回去转紧,从柜台后面站起身。来上海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鞋匠,他的皮鞋后面也就不再垫那三厘米的差了。他一跛一跛地走到金红玫面前,将她手里的表拿开,把刚修好的这只戴到她手腕上。

“这只更衬你。”他说,眼神又落去她手腕上的一根红绳,上面串着两颗玉珠子。一颗刻了竹叶,用金线鎏了轮廓,另一颗刻了个“疑”字,红绳末尾是个活扣。

金属手表戴在手腕上冰凉,金红玫抬起手,将那手链摘下来,自己调试了手表的表带宽度。司七一言不发地看着她,又见她把手链的活扣解开,拆下那竹叶,放到了桌面上。

真奇怪,玻璃柜面那么光滑,那珠子也圆润,竟然不乱滚,只是安稳待在原地。

给他这个做什么呢?

“离开上海那年,他把竹叶和恩爱两不疑都留给我了,”金红玫说,“他自己只拿走了结发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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