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小冰期时期气候变化出现一两度的气温下降,在农业社会,这点气候的非正常变化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并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连锁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
对此,早在天灾逐渐进入高峰时,崇祯二年,官员马懋才就在给崇祯皇帝的《备陈大饥疏》中,提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的情况,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由于陕北地区是明末自然灾害的初始发生地,加上陕北地区经历华夏先民数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开发,此时生态环境已经日臻恶劣。
因此,崇祯即位之初的1627年和1628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事,当时,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面对农民军,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的普遍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致使农民起义呈现“野火烧不尽”之势。
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应该已经达到1。6亿人左右,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
进入明末后,由于饥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
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李自成又当过边兵,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
到了崇祯十年,李自成一度被明军洪承畴、孙传庭部打得溃不成军,仅仅带着17名部下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避难,当时,明军剿匪颇有成效,另外一名农民起事领袖张献忠也一度投降官军,但到了崇祯十二年,先是张献忠趁着当年大干旱、再次反叛明朝,随后,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连续三年大干旱,当时,参加李自成农民军的“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不仅是农民军,当时不断南下的后金部队,其本质也是受到了当时北方小冰期气候变化,以及大干旱、草原生态恶劣的影响所致,在气候危机的影响下,本来就颇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满人不断南下,试图通过攻城略地掠夺人口、物资等资源来度过艰难时期。
尽管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相对而言,后金在崛起过程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依托战争,在不断掠夺辽东和关内财富、人口资源同时,也不断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并多次出兵征讨朝鲜,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都被满清拉入麾下,加上满人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从而使得满清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不断扩充成长,成为明朝越来越壮大的威胁。
同样面临危机,满人却将危转化成了机。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满人在东北地盘小、人口少,船小好调头,加上策略得当,四处拉拢资源和人心,这就使得满人得以在明朝内部的大动乱中保持隔岸观火,而明朝政府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火并,也让满人这个第三者能在关外坐享渔翁之利,这确实是崇祯这个大明帝国的“大当家”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而且是足以让人致命的优势。自打崇祯十五年开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就在紫禁城中焦急等待。
此前几年,汤若望奉崇祯皇帝之命,在北京城中率领工匠铸造火炮,支援辽东前线对抗满清。但崇祯十四年,大明在辽东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十三万人出山海关救援锦州,却被清兵击溃,统兵的蓟辽总督洪承畴生死不明。
尽管已入中国传教多年,帮助明朝官方修订历法、铸造大炮的汤若望明白,他寄予厚望的大明帝国眼下摇摇欲坠,在内有农民军、外有满清的双重夹击之下,或许已经时日无多。
一个积重难返的农业帝国,不是最先进的历法和大炮就能拯救的。
就在汤若望焦急等待之际,前方消息传来,说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城破后不愿投降,已经“殉国”了。为此,崇祯皇帝震悼痛哭,甚至下令设祭坛于朝天宫前,准备亲往祭奠,在朝堂上,崇祯流了眼泪说:“我不曾救得承畴。”
但事实是,困守松山城半年后,崇祯十五年三月,洪承畴在松山城破后被俘。起初,他确实是绝食数日拒绝投降,对此,已经将国号从金改为大清的皇太极多次派人前往劝降,都被大骂而回。
不愿放弃的皇太极派出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见到洪承畴后,不提招降之事,只是与他谈古论今。谈话间,只见梁上掉下来一块灰尘,落在洪承畴衣服上,洪承畴一边说话,一边“屡拂拭之”。察言观色的范文程也不声张,告辞出来后对皇太极说:“洪承畴不会死的。他对自己的衣袍还这么爱惜,何况自己的性命呢!”
于是皇太极打铁趁热,于次日接见洪承畴。见洪承畴立而不跪,皇太极也不生气,只是嘘寒问暖,当时辽东天气仍然寒冷,他又故意将自己身上的貂裘脱下,披在衣着单薄的洪承畴身上。这或许最终打动了洪承畴,又或许给了洪承畴一个投降的台阶,第二天,洪承畴正式向皇太极投降称臣。
早在松山、锦州城破之时,皇太极就非常高兴,对各位将领说:“取北京就像砍大树,要先从两边开始斫削,这样大树就会自己伏倒。我如今取了关外四城,明国精兵已尽,北京可得矣。”
在洪承畴带着祖大寿等将领一起投降后,皇太极更加开心,亲自设宴款待这些明朝将领,对此满人内部的一些八旗将领很是不满,议论纷纷,皇太极知道后,私下叫来将领们对谈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几十年,为了什么?”
将领们回答说:“自然是为了夺取中原!”
皇太极立马说,那就对了,“要夺取中原,这就好比走在路上,我们都不认路,今天得到一个引路人,我能不高兴吗?”
尽管皇太极将在说出这番话一年后暴毙身亡,他本人未能活着见到明朝灭亡,但大明帝国,确实已日落西山。
皇太极画像。咄咄逼人的满清,只是明朝灭亡的表象。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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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之战彻底失败、洪承畴被俘后,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三万残兵跟随吴三桂退守孤城宁远。
关外大势已去,而在内地,李自成则率领农民军第三次包围重镇开封,中原震动,内忧外患、手足无措的崇祯皇帝,此时已不知如何是好——他自打17岁时继承皇位以来,即位之初雷厉风行铲除权宦魏忠贤,一度博得内外喝彩,但无奈大明多年来国势日颓,满清从东北、农民军从西北两方夹击,搞得大明帝国疲于应对,而眼下,满清已逼近山海关,农民军则在帝国内部转战南北、烽火渐近北京。
很少人知道的是,在帝国最后风雨飘摇的日子,崇祯还曾一度信仰天主教。崇祯五年,信奉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向崇祯推荐天主教,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祯一度大喜,加上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宣讲,崇祯于是命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许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