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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明朝的灭亡2（第3页）

“比者灾害频仍，干戈扰攘，兴思祸变，宵旰靡宁，实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罪在朕躬，勿敢自宽。自今日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戾。”

纵观崇祯在位十七年间，他分别于崇祯八年、崇祯十四年、崇祯十五年和亡国自杀前夕的崇祯十七年二月共四次下发罪己诏。

此前在1635年，张献忠军队攻破安徽凤阳、焚烧明朝祖陵，崇祯后来以“流贼未平，震惊陵寝”下发罪己诏；到了1641年，由于帝国内部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并起，崇祯又以灾异频现，下诏罪己；而此次第三次下发罪己诏，自感心力交瘁的崇祯，除了自述“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外，他已经对时局的进一步发展恶化感到无能为力。

这种无能为力，说穿了也与大明财政的亏空息息相关。

话说明朝以农业立国，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税，明朝开国初期，统计天下土地是850多万顷，但实际上可征税的税田是400多万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豪强地主隐瞒土地数据，明朝官方实际掌控的税田数量不断下降，加上各种天灾减产等因素，明朝官方能够收到的农业税实际上越来越少。

学者方志远研究指出，万历时期，张居正通过强硬推行“土地清丈”，将全国的税田数量扩张到了700多万顷，但即使是这样，当时明朝国内的田粮税收大概也就是2500万两，即使加上工商税、盐税等其他税收，当时明朝官方实际能收到的税银也就是4000万两左右。

这4000万两种，大概有一半即大约2000万两还要留在地方给地方政府使用，真正能上缴到中央的，即使在风调雨顺、没有动乱时期，明朝中央政府能收到的也就大概是2000万两白银。

但这2000万两白银中，除去各种开支，真正能进入到户部太仓的银子，大概也就是400万两，到了崇祯末期，由于各种天灾人祸，甚至每年都还收不到400万两银子。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缺失了理财高手的大明帝国此后财政逐年陷入赤字，加上万历后期的万历三大征更是几乎耗尽国库积存，这使得到了万历二十五年，当时紫禁城内三座大殿失火焚毁，明朝财政却拿不出钱来重修，这事一直拖到了28年后的明熹宗天启五年，明朝才凑够了资金重修了三大殿。

张居正为晚明打下的家底，在他死后就被逐渐挥霍干净。图源：影视剧照

由此可见，晚明时期的财政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尽管当时的大明财政穷得叮当响，但是晚明时期活跃的经济，使得民间却是声色犬马，尤其是东南的江浙地区，经济实际上还是非常繁华。

问题在于，东南地区虽然经济繁华，但大明政府却收不到税，根源就在于，早在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将洪武十八年所收的商税数字作为以后的定额，此后不得加征。

这就给明朝官方政府套上了一个枷锁，也就是说经济在发展，政府却不能享受其中的好处，因此以致当国内天灾频发、东北满人不断入侵，在大明帝国对内需要赈济灾民、对外需要养兵用钱的时候，帝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南地区富裕，却把中央自己给穷死了。

到了万历皇帝时期，万历皇帝也看出了问题所在，他多次想加征商业税，但都被官员们以“祖制不可改、税重民生苦”的名义反对作罢，无奈下，万历只好派出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收工商税，但这些太监到了地方以后到处敲诈勒索，搞得民间哀声怨道，太监们则中饱私囊，实际上缴给万历皇帝的私房钱也是极少部分，也就是说，万历皇帝忙活一场，没赚到什么钱，却把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名声给搞臭了，实在得不偿失。

早在万历皇帝时期，当时满人不断入侵，为了养兵北伐平定祸害，万历四十六年，明朝政府正式开征“辽饷”，“辽饷”一开始的征收标准，是每亩地加派三厘五毫，后来最终固定为每亩地加派九厘，其在稳定时期，大概每年可以为明帝国增收520万两白银。

随着明末各种天灾的蔓延和农民起事的扩散，为了剿灭“乱匪”，明朝政府不得已又于崇祯十年开征“剿饷”，一年大概可以获利330万两白银；另外为了练兵平定东北和对内剿匪，当时也开始征收“练饷”，每年大概收入为730万两——如此一来，“剿饷”“练饷”“辽饷”三大饷加在一起，大概每年可以为明朝财政增收1600万两白银。

但问题是，加征的这三大饷属于土地税，负担大部分都落在农民头上，尤其是落在了北方农民头上。

学者方治远指出，尽管明末看似有700多万顷土地可以收税，但由于豪强大户和地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隐瞒自己的实际田地，并且他们的收入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土地，这就使得三大饷的实际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头上，当时，加征的三大饷“意味着每一亩农田要增加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税收。”

并且，由于加派是按照土地面积来征收的，这就导致占地广阔的北方地区农民，在天灾频发的荒年，却还要实际承担更多的税收。

实际上，从唐朝后期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就逐渐开始向南方转移，到了明末，当时东南地区的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富甲天下，而实际上从南宋开始，南方的人口也已超过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但问题是，南方虽然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土地面积却没有北方多，并且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财富来源有越来越大占比已经是来自于工商业，问题就在于，明朝的主体税收仍然是农业税，而“三大饷”也仍然是农业税——如此一来，也就是说，明朝的这种税制财政缺陷，导致有钱的东南地区不用交什么税，有钱人交不到什么税，但穷人，尤其是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却要承当更重的税赋。

学者方志远指出，“如果把‘三饷’的压力落到每一个劳动力身上，可以发现一个西北地区的农民承担的加派负担，是一个东南地区的农民的十倍左右。”

但这样分析，是否说明朝的财税负担非常重呢？对此专注中国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刘守刚指出，“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明代财政的平均税负只有10%左右，而同时期的日本，税负达到50%……明代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机构与正常财政，不能对日益发展的工商业经济实现有效征税，不能充分动员起帝国时期的财政资源。”

刘守刚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旦国家对税收有紧急需要，没有正路可走就只能走上歪路，而歪路则会让所有人都受到损伤。”

而无论是万历皇帝指使太监到处去开矿收税，还是明末政府开征“三大饷”，本质上都属于一种财政“歪路”。

刘守刚说：“明代之所以设计如此的工商税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税收教训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国进入成熟期有关。因为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为成熟，国家试图消除一切不确定，而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对属于自由流动资源的工商业经济，则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税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

如此一来，没有从晚明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经济中享受到税收好处、形成命运共同体，相反却只能通过农业税盘剥农民的大明帝国，境内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因此到了崇祯时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祯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简单说就是，大明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用短缺，财用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天灾人祸，而财政体制的缺陷又使得这种矛盾不可调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大明帝国的“崇祯死局”已无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渐走向毁灭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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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崇祯为财政困局焦头烂额之时，他的皇室宗亲却普遍富得流油。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围攻洛阳，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拥地二万多顷，其田产遍布河南、山东、湖广等省，当初，他的福王府邸仅仅建造费用就花了28万两银子。但就是这样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说拿出钱财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时艰，就连面对农民军围攻洛阳的生死存亡时刻，朱常洵仍然坚持不肯劳军，让士兵饿着肚子为他守城，结果守军哗变倒戈，李自成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洛阳。

进城后，李自成当众怒斥朱常洵说：“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随后，李自成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并将他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福禄宴”食用泄愤。

尽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临头，却仍然全然不顾明朝政权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顾守着自己的私财，就在1642年底，清军再次绕过北京攻入华北地区掳掠人口和财富，当年12月，清军进攻山东兖州，危急时刻，兖州知府邓藩锡劝说鲁王朱以派散发钱财募兵守城，邓藩锡说，如果鲁王您愿意散财募兵，城犹可守，否则大势一去，悔之晚矣。但守财奴鲁王朱以派死活不肯，结果不久清兵攻破兖州府，朱以派只好自缢而亡，王府钱财也被清兵掳掠一空。

对于明朝这些宗室藩王来说，尽管他们是倚靠着明朝中央这棵大树而生的，但即使是在王朝的生死存亡时刻，藩王们也不肯拿出一丝一毫支援中央财政，更不要说赈济百姓，而这些守财奴藩王，最终也在明末天下大乱的烽火中或被清兵所杀、或被农民军所杀，最终覆灭于时代的怒海波涛之中。

尽管福王朱常洵和鲁王朱以派因为吝啬惨死，但他并非明末无良藩王的最后一位。

到了1644年，就在崇祯上吊自尽后，张献忠统率的农民军也攻入四川，面对危局，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急忙劝说蜀王朱至澍拿出钱财犒赏军民、加固城防，没想到富甲四川的朱至澍却耍无赖说：“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

面对全然不知死活的无耻蜀王，主持成都城防的刘之渤直接怒怼说：“殿下。承运殿无人买得起，唯有李自成是受主！”意思是一旦农民军破城，一切都将不再为蜀王所有。但朱至澍对此“终不悟”，对于这些藩王来说，他们以明朝宗室身份掠夺天下民财，但当到了国家有难，需要他们奉献御敌之时，这些人却普遍表现出鼠目寸光和贪婪无耻的守财奴形象，对他们赖以立身的政权安危全然不顾，最终身死陨灭而为天下笑。

不久，张献忠率军攻破成都，后悔不及的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下只得投井自杀，其在成都城内的宗室子孙被张献忠下令捕杀殆尽。蜀王自杀后，此前劝说他散财守城的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也被农民军所捕，张献忠让人劝说他投降，刘之勃破口大骂，张献忠于是下令将他凌迟处死，刘之勃毫无畏惧，临死前大喊是说：“宁多剐我一刀，而少杀一百姓。”

但疯狂的张献忠并未放过成都百姓，1646年他在撤离成都前，下令对成都进行屠城，疯狂屠戮了成都城内的数十万百姓，而他对于所经过处的明朝宗室的态度，则是“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进军山西，后来投降的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例如在山西平阳，李自成农民军先是斩杀当地的皇族西河王等三百多人；在汾阳，则对皇族“宗绅”大开杀戒，“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攻克太原后，出于对朱明皇族的极度仇恨，李自成农民军又“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而为了防止山西底层皇族作乱，李自成农民军“恐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