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天理教起义提早发动了。
天理教起义非常仓促。图源:影视剧照
04
河南滑县陷入兵火的时候,林清的小分队正磨刀霍霍。
他的麻烦主要来自于内部。
九月十二日,教徒们分成小股,装成行商小贩,带着白布和武器,进入京城。有人还没看到紫禁城巍峨的高墙,就心生胆怯了。比如林清的手下李五,本来要带70人,准备了五十把钢刀,结果只有40多人进城。有一对退却的兄弟在供词中说道:“我们弟兄两个商量,如不应他,他必将我们杀害,暂且应允再商量吧。九月我们实没有到林清家去。”
有头领在最后一晚对众人说:“此事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若能得手,众人皆有富贵。”很多人一进北京就吓破了胆,越想越怕,时不时停下来喝酒壮胆,找借口推脱。九月十五日那一天,到了东华门和西华门的人只有100余人。
紫禁城平面图。图源:网络
到了正午,东华门有两个太监走向宫门,起义者拔出武器,快步冲向宫中。当五、六名起义者冲进去的时候,守门官军毫不费力地关上了大门,其他人被关在门外,只能疯狂乱窜。很多人把白布和刀丢在路旁,狼狈地逃到林清所在的宋家庄。可见起义之草率。
进去的人没有退路,搏命乱杀,他们只能期待找到西门的队友。但终究人数不济,悉数被擒。
西华门倒是冲进了五六十人。他们关上宫门,以拒官军,同时爬上城楼,插上白旗。一批精锐向皇帝居住的养心殿进发,与宫中的护卫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宫里的皇子、格格、后妃等在听到消息后,无不抱头逃窜,乱喊乱叫,宫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有三个起义者翻越宫墙,想要跳入墙内。皇子旻宁,也就是未来的道光皇帝,立马叫随从取来腰刀、鸟枪,等到枪来,对着一名攀墙的起义者开火,击中一人,还有一人掉了下去。旻宁跑到另外一个院落,看见一个举白旗的首领,再次开枪击杀。
很快,清军的火器营赶来,在隆宗门与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起义者激战。起义者走投无路,分散躲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太监假装做事,竟然直到几天后才被揪出来。到了这时,大局已定,起义者一个又一个被俘虏,有人选择了自杀。只有几个人藏得好,趁着天黑,爬上宫墙,侥幸逃了出来。
清人画《平定安南战图》中就有火器营的身影。图源:网络
装备差,没经验,人数少,天理教起义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进了紫禁城的天理教徒不是被杀,就是被俘,逃出去的也都被抓了。他们不足百人,却打死了100多名宫廷护卫,也算给这场儿戏一般的起义增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随后,林清被捕,京畿各地都在搜捕天理教徒。另一边,清军全力围剿河南、山东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军。
起义军占领滑县后,杀戮官员,屠杀富户,囤积粮食,吸纳叛乱者,安抚城内居民,滑县一下从一万人变成了六万人。起义军时常劫掠乡村,那里有非常多乡绅已经组织起兵力,进行抵抗。由于天理教认为信教者才能得救,所以他们不克制使用暴力,而且劫掠之后,会产生一大批饥民,反而扩充了自己的队伍。
对于一些投降的地区,天理教“并不烧杀,邀买人心”,只要他们同样举起白旗,反抗朝廷。可是,这些人在清军到来之后,往往逃生,甚至还会主动帮助清军剿灭起义军。
最大的问题是,起义军毫无战略思维,在受挫之后,往往不知道干什么,遭到打击之后,只知道采取守势,最后被围困。
十一月初,李文成率领部份队伍出击山东,留下一支队伍守卫滑城。清军在滑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还将林清首级悬挂于营帐外,威慑起义军。起义军不为所动,屡挫清军进攻。守城的一名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中他的左臂,那名战士拔下箭矢,依然奋勇。正当起义军集中全力抗击扑城之敌时,一声巨响,西南和西面的城墙被清军轰坍了一大段,清军从缺口攻入城内,经过几个时辰的战斗,才拿下滑县。
李文成那一支突围的军队,同样被困住。有人以丰厚的赏赐引诱李文成投降,李文成高呼道:“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最后举火自焚,数十名战士拥抱自己的领袖,与李文成一同从容就义。
十二月中旬,天理教起义告终。
05
天理教起义并不是一次成功的起义,但它给清廷的震撼,尤其对嘉庆的心理冲击,不可谓不巨大。
嘉庆即位之初,国家权力依旧操持在乾隆手里。出于后见之明,我们知道清帝国的盛世已经在走下坡路了。生齿日繁,人口危机浮现,一亩田地要养活的人越来越多。科举也渐渐僵化,考生越来越多,考上的人却越来越少。
嘉庆四年,嘉庆以雷霆之势杀和珅,抄家产,整顿吏治。嘉庆九年,白莲教之乱平定,嘉庆也有了可以夸耀的武功,他并没有把人心的变动当一回事,只觉得这是一场叛乱罢了。
和珅。图源:影视剧照
嘉庆十六年,嘉庆亲自撰写了一篇《守成论》。文章里说,汉、唐、宋、明到了中期全都在走下坡路,问题就在于君主自作聪明,变更成法,所以臣子贪功冒进,百姓浮躁,最后导致家国衰亡。嘉庆其实意识到了帝国潜在的衰落,便想将已有的繁荣延续地更久一点,所以甘心当守成之主。只要不再出和珅这样的大贪,只要皇帝以身作则,那么盛世为什么不可以持续呢?
天理教起义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嘉庆满怀悲愤地颁布清朝第一份《罪己诏》,其心情可见一斑。就像是一座营造了多年的宫殿,勉励维持其光鲜亮丽,没想到一朝倒塌,露出了残破不堪的内里。
在《罪己诏》中,嘉庆提到了“因循怠玩”的问题。文武官员的推诿塞责,庸碌无为,不思进取,导致了紫禁城被攻击这样的奇耻大辱!与其说是罪己,倒不如说以己之身代众臣之过,实则还是在怪众臣。
天理教事件发生的五天内,他就斥退了六位大学士的三位和六部的三位尚书。一场甄别各级官员的行动也开始了,上至督抚,下至县令,全都整顿一遍,这一行动一直持续到嘉庆十九年。“守成之君”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近乎一场“维新”,恐怕他也意识到,再不改革,国家有可能衰亡。
这是一位正值壮年且握有大权的君主,在国内外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变革。比之鸦片战争之后的诸多变革,一无外敌窥伺,二无太后掣肘,可谓是天时地利尽在手中。然而,这场变革还是失败了。
嘉庆并没有遭到猛烈的反击,反而像陷入了沼泽中,四周都是绵密的吸力,将他拖入泥沼之中。他想要解决官员的不作为,却被官员的不作为给打败。
嘉庆二十五年,朝中发生了兵部大印失窃案。经查,一名皂吏为了儿子娶媳妇,方便花轿穿过衙门直通街外,竟然在兵部大库后面开辟出一道新门。此事在半年之前发生,兵部人员来来往往,竟不能发现。嘉庆又想起了如梦魇一般的天理教之变,直斥大臣“良心何在”。
这一年,正是嘉庆去世的一年。至死,天理教的阴影都笼罩在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