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你你到底咋的啦?告诉我,等会把话说清楚,再死也不迟。你看,你看,倩倩被他们吓得哭着跑回家,这到底咋啦?”她冷静地对那大个男人一瞧,火上来了,“啊,我知道了。你大概是党妹的哥哥吧?一个吃屎的哥哥,你们把她逼出来,这几年受够了罪。”她哭了,你们真心狠哪,今天还有脸跑到新疆,推开党妹,走上来,“你给我滚!滚!”春嫂泼起来也很够意思。
党妹连忙拉住春嫂:“不,姐姐,他不是我哥哥,他是······”
“啊,对了,他一定是来介绍临工的人贩子。走,去团部。”
“不,姐姐,不是的,他是我······我是她丈夫!”他才有空插了一句话,脸冷冰冰地,很诚恳地告诉春嫂。
“啊?你是她丈夫?竟有这样不要脸的男人。”
“是的,姐姐。”
春嫂还是不大相信:“党妹,你不能再重复那样的痛苦,嫌我家不好,你就直说,即使要找个落脚的人家,也该对我说说。”
“姐姐,不是的。你别生气,我已发过誓,这一辈子不找男人了。可,他,不知从哪儿掉下来的,他的确是我丈夫。”
“你不说他死了吗?”
“是的,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十几年了,但我又常常觉得他没死,今天不知怎么果然来了。”
春嫂稍稍释疑:“这到底是喜是祸?怎么回事?哎呀!死人,我给你们弄糊涂了。”掸掸泥墩上的灰,“大家都坐下。”
三
于是,他像广播小说一样,绘声绘色地揭开那次死的传奇。
一九七六年,那时八个革命样板戏,七个已移植成豫剧,只有《龙江颂》还没有。一天,我们文体馆长对我说:大河,你的任务来了,县委领导指示,今年一定要完成八个样板戏的全部移植工作。还有一个《龙江颂》,明天你带上县里的介绍信,到上海京剧团去,县长的小舅子在里边拉二胡,你去找他,先把本子安排给我们改。伙计,硬任务,大功告成,方可打道回府。能不能完成任务,就看你对样板戏的态度,唱革命戏,做革命人,改革命戏,也做革命人嘛!
二话没说,第二天我带着县长的亲笔信,去找他的小舅子。
乘汽车从乡里来到郑州。当天,又从郑州买火车票去上海。我想早一点改好本子回来,因为我走时她已七个月的身子。
我上了火车,到了离商丘不远的地方,天黑下来了,车外什么也看不清了。灰蒙蒙的山,树,农舍,赛跑一般,向车后嗖嗖逝去。
我没买上卧铺,坐硬座过夜是要有点熬劲。去厕所解了个小便,准备回来练十二小时的打坐腿功。
我身边坐着个很像乡下人的同龄汉子,他从郑州一上车就半闭着眼,像在窥测,又像在打盹儿,常常抽烟,甚至把那双脏布鞋脱下,脚插到对面座位上那位大嫂的裤裆里。虽说乘车乘船无禁忌,但各人还是自爱一点好。何况他那双脚,从娘肚子里生下以后是否洗过?不得不使人怀疑,因为112人的车厢似乎放不下那臭气。
我讨厌他。
我坐在他里边,靠窗。重新坐好后,我裹裹衣服,拉下帽子,遮着眼睛,毫不理他,深为这次乘车没碰上好邻居而遗憾不已。
扎嘎!扎扎!扎嘎!扎扎!
火车总是发出同一种单调的响声,如同催眠曲一样。
我刚闭上眼一会儿,还没睡着,他却渐渐地向我靠近,以我为重点把庞大的肮脏的身架儿压到我肩上,头上的汗味加口臭让你逃也逃不了。
开始时,我还不耐烦地故意用肩膀拐儿,扛一扛他那大脑袋,后来,竟在不耐烦中也瞌睡起来,气得睡着了。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睡着了,最省事,什么不知道了。
四
不知睡了多久,也不知火车开到什么地方。
突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不知什么东西把我一下子抱起来,向前面的小茶桌上使劲摔去,又极速向后一抛,我的头摔在座位后背上,两眼直飞金星,一想,这下头完了,开瓢了!用手摸摸,粘乎乎的血。好一会儿,才似乎听到了车厢内一阵大叫大哭,乱成一团。
车内一片漆黑。
火车停住了。
车内叫得更厉害。哭声,喊声,行李上,茶桌的茶缸不断往下掉的声音,还有人喊救命。
我那撞昏了的脑袋马上告诉我:火车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