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根基不稳的因素外,北宋的官僚系统本身,存在很大问题。
官员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问题愈演愈烈,最终甚至拖垮了整个王朝。
国家设置官府的本意,是优化管理,缓和上层和底层之间的矛盾。
但是北宋的官僚系统极度膨胀,最终占据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
国家贫弱,百姓困苦,处于中间层的官僚们,倒是吃得白白胖胖,幸福得像二哈一样。
本应用来优化管理的权力,被他们当成了提款机。
越到后期,这个问题就越发突出。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官僚系统为了维持自身运转,对外卑躬屈膝,用土地换和平,对内增加税收,剥削百姓。
中原地带的起义,就是他们逼出来的。
……
王小飞前往济州府,与吴用商议此事。
同时也给派驻在山东各地的头领们发信,将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商议。
会上,吴用沉思良久,面色严峻:“此事干系甚大,也确实难办。”
王小飞态度坚决:“再难也得办,这件事如果办不下来,咱们的政令根本就出不了济州府。地方官僚敷衍了事的行为,只会越来越猖狂。长此以往,后果难料。”
“你准备如何做?”
“必须要改革官制,淘汰冗员。先在济州府试点,如果可行,立即推广到所有府县。要是地方上有阻力,那就杀掉一批不听话的官僚,强行推下去!”
吴用听后,忧心忡忡。
“小飞,这可是剂猛药,你得想清楚了。”
“此事迟早要办,不管是为了眼下,还是为了将来,都得下这个决心!”
……
北宋有“三冗”,冗官、冗兵、冗费。
这三大顽疾,拖垮了整个王朝。
其中的“冗官”问题,与北宋的地方治理思想,有着很大的干系。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各个藩镇的军事首脑,集财权、军权、人事权于一身,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北宋立国后,决定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在全国几百个州的基础上,增设了“路”的行政区划,
这里的“路”,类似的后世的“省”。
最初有十五个路,后来增加为二十四路。
“路”与“省”最大的区别在于最高职务长官的权力划分。
省是有省长和省委书记的,这二位拥有相当的权力,可以处置辖区内的具体事宜。
但是北宋的“路”,却没有“路长”或者“路委书记”。
中央政府将“路”的财政权、人事权、司法监察权、物资转运权分散开来,形成“帅漕宪仓”的体制,分别称为:安抚司、转运司、提举刑狱司、提举常平司。
这就相当于,一个省有四个省长,而且这四个省长一边大,各管各的事,谁都不服谁。
四权分立的结果,好处是互相制衡,根本无法造反,中央和皇帝的位置非常稳当。
坏处是遇事推诿,谁都不想干活,尤其碰上外敌入侵、土匪起事,地方根本无力抵抗。
……
四个省长,就意味着四套班子。
北宋公务员那庞大的数量,就是这样堆起来的。
举个通俗的例子,古代大法医宋慈先生的官职——大宋提刑官,便是提举刑狱司的司长,管理近乎一省之地的刑事诉讼。
要是放在今天,我们得称呼宋慈为“宋省长”,而不是“宋司长”或者“宋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