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东约克“捂得白”沙滩边的国民连锁咖啡店。
“我今年五十了。”一见面,哥伦比亚大姐就爽朗自曝。
“五十?你?”陈飒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的拉丁女人,一颦一笑尽是南美洲的热情。可细细一打量,她的脸上确实饱经风霜,染得黄烘烘的一头毛的尽头,是新长出的灰白的发根。
谈话一深入,陈飒很快就明白,她为什么一脸风霜?
她的人生是以2008年为分界点的。
那之前,她是波哥大当地一家银行的分行经理,嫁了个商人老公,英俊多金,生活养尊处优的,直至北美洲的那场金融海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凶猛地扑来,一夜之间席卷了她的事业和所有的投资。不等她喘口气,又愕然发现,老公竟然一直有个秘密情人,是他多年的一位女性生意伙伴,也是因为他的生意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才让这事浮出水面
还好,十年过去了,她终于可以笑着告诉陈飒:“金融危机拿走了我的一切。”豁达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于是,失去一切、年过不惑的她,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只身来到多伦多,要换个活法。
只是逢上金融危机,英文又不好,在本地银行找到工作,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只能先干“累脖工”(bour,体力劳动者)——她在北边一家专门承办婚庆派对的宴会中心端起了盘子。就这工作都不好找,幸亏领班自己也是南美洲同胞,勉强要了她。
“你知道,约克区的公交车,车上不卖票,车站好像有售票机,可我又不会用。大雪天的,街上又没几个人,尽是车。我看到远处有个华人商场,就一路走过去问,谁知他们又听不懂我的英文,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英文。终于遇上个修手机的店铺里的华人姑娘,很热心,告诉我,可以去附近的小便利店里买专坐这一区公交车的车票你不知道那天我在大雪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多久,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有多冷。”哥伦比亚大姐劫后余生地笑。
“买完票出来,我就哭了,在雪地里。”她红着眼圈笑。刚刚提到“金融海啸”时,眼圈倒没红。
陈飒心里本来有事,这时候不免也很难过。
大概是这份艰难,所以明明知道那份工作不合适,她还是老老实实端了两年盘子,长期站立带来的腰腿疼不说,小腿上也全是难看的静脉曲张。好在两年下来,英文提高了不少。等终于有了点积蓄,能喘口气了,她想换份可以在电脑前坐着的工作,哪怕是为了自己的腰腿。
她早就不奢望当银行经理了,就她这英文,还能管人?连前台柜面估计都管不了。
她就想找个普普通通的文员的工作,什么行业都行。可是简历投出去,石沉大海。懂行的人给她分析,她的简历上有个两年的端盘子的坑,雇主会想,你是银行经理,为啥来加拿大端上盘子了?
因为新来的人,摸不着门道,要谋生啊。
可是雇主不是你朋友,连听你这么解释一句的机会都不给,他们几秒钟扫一眼简历,或是用软件直接删选,简历上要没他们找的关键词,指定没戏
总之,兜兜转转,她干了十年的“累脖工”。
现在好多了,她给一个死了老伴、儿女又不大管的白老太太当住家保姆,老太太的家就在“捂得白”沙滩边这些漂亮的联排屋里的一幢。
“你看,她一辈子有钱,到老也不过这样,她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她住湖边的漂亮屋子,我也住——虽然房产证上不是我的名字。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当是收拾我自己的屋子。老太太开心,我也开心。大多数人每天不就追求这样的生活吗?我也得到了,没遗憾。”大姐心态很好地笑,“而且我每年的工资都省下来了,存起来,圣诞节还有红包。‘老板’也不难伺候,身体硬朗得很,还能跟朋友去‘掷冰壶’,不怎么烦神,她其实就是要个说话的人,我也爱聊天,就陪她多说说。当她是我妈、我阿姨。”
陈飒不住点头,违心表示赞同,只是心底实在不知该为她高兴,还是凄凉。
“我很佩服你,会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两种语言:普通话和英语,而且都说得那么好。”大姐笑赞。
“哦,你也一样,我们都会说联合国五大常用语言中的两门。”陈飒谦虚。大姐的母语是西班牙语。
“你的英语是在中国学的?”
“大多数是来加拿大以后学的。我十几岁跟我妈和继父来的,在这里读了高中,然后大学。”
“哇。”大姐一脸羡慕,“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也会早早来这里打天下——你的父母很有远见,你不知道,四十岁,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闯荡有多难。”